2000年1月，北京，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来到姬鹏飞家中。老人已近九十岁，身体状况明显不如从前，但谈话一开始，双方都没有急着提及病情，而是绕着家常说了几句。屋里的气氛很沉，真正难以回避的话题，正是姬胜德案件。 王刚说明来意后，郑重转达了中央的意见：案件性质严重，必须依照法律和组织纪律处理，不能因为当事人的家庭背景而网开一面。姬鹏飞听完，沉默了很久，随后说：“现在，我想见个中央政治局常委，比当年见毛主席一面都难呀。” 这句话并非单纯抱怨。对姬鹏飞来说，眼前的困境，既有父亲对儿子的牵挂，也有一名老党员面对组织原则时的无力感。几十年间，他曾多次奉命承担重任，却没有想到晚年会因儿子的案件，陷入如此艰难的处境。 姬鹏飞早年在军队工作，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考验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从军事岗位转入外交领域，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工作者之一。1950年9月，他出任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使团团长；1953年11月，两国关系升格后，他又担任中国首任驻民主德国大使。 临行前，周恩来曾专门找他谈话，提醒他要做好友好工作，也要通过驻外实践了解欧洲局势。外交工作不像战场上的冲锋，更多时候靠耐心、判断和分寸。姬鹏飞正是在一次次接触、谈判与接待中，逐渐摸索出新中国外交的实际方法。 1954年7月23日，周恩来访问民主德国，姬鹏飞全程陪同。多年以后，他仍记得周恩来白天参加会谈和访问，夜里还要研究问题，房间的灯常常亮到深夜。这个细节，对姬鹏飞影响很深，也让他明白，外交岗位上的责任从来不是出席几场仪式那么简单。 回国后，姬鹏飞继续在外交战线上工作。陈毅逝世后，他接任外交部长，在中日关系改善、中美关系发展等重要事务中承担了大量工作。毛泽东曾称他是“外交部的壮丁”，周恩来也评价过：“外交部没有姬鹏飞是不行的。”这些话，既是肯定，也说明他在当时外交体系中的分量。 1979年1月，姬鹏飞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。国际环境变化加快，国内工作重心也在调整，他参与处理对外事务，推动新的交往局面。1983年8月以后，他又奉命参与香港、澳门回归祖国的准备工作，并参加中英有关香港问题的谈判。 这些经历，使姬鹏飞在党内和政府部门拥有很高的威望。然而，威望并不能替家人抵消责任。1999年，担任总参谋部有关领导职务的姬胜德被组织审查，案件牵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，也涉及军事机密和经济方面的犯罪。 消息传到姬鹏飞那里时，老人已退出领导岗位多年。按照公开报道，他曾多次向中央写信，希望组织能够从轻考虑，也曾向薄一波、张万年等老同志求助。但这些老同志虽然理解他的痛苦，却没有出面为案件说情，因为军队纪律和国家安全问题，不能以私人情面处理。 姬鹏飞还提出过一个请求，希望春节前让儿子暂时回家，自己亲自劝说其认错悔改。这个要求同样没有被批准。组织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：案件必须依法办理，任何人都不能成为特殊对象。 有意思的是，姬鹏飞九十岁生日临近时，曾向一些老同志发出请柬。外界后来多认为，他不只是想办一场家宴，也希望借此再为儿子争取机会。但多数受邀者没有到场。不是他们没有情分，而是这件事已经超出了私人关系能够处理的范围。 王刚那次登门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。王刚没有回避问题，也没有用空话安慰，只把中央的决定和处理原则讲清楚。姬鹏飞那句“见你们比见毛主席都难”，说到底，是一位老革命在亲情与原则之间苦苦挣扎时发出的叹息。 2000年2月10日，姬鹏飞去世。此后，姬胜德配合调查，并向组织提供有关情况。案件经过审理后，依法作出判决，后来刑罚被改为无期徒刑。一个家庭的晚年悲剧，也由此留下了极其沉重的历史注脚。 特别
